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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影

更新时间: 2019-09-09

  原标题:【原创】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影响的比较研究 ——来自细分行业的经验数据

  摘要:文章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汇率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传导机制,然后利用岭回归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考察了行业特征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人民币贬值能拉动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升值能促进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上升,而对美国绝大部分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我国在实现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进程中,应把握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效应,保证制造业就业的稳定增长;对于美国而言,其解决失业问题需从经济发展的环节进行突破,不应一味地指责人民币汇率。此外,经营活动的性质和工会特征分别是造成中美制造业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技术特征及其他垄断特征能对中美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美汇率之争由来已久,美国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利用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来获取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导致美国传统制造业萎缩,大量就业岗位丧失。自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参选以来,多次表示要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并声称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见,在未来中美汇率争端会持续发酵,以人民币汇率为焦点的中美贸易摩擦会一直存在。

  以制造业就业为由的中美汇率争端的发起凸显了制造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自美国制造业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以来,奥巴马政府实行了“再工业化”战略,美联储也启动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成效不彰。据美国劳工部统计,自200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远低于危机前 2007 年的9.5%,制造业就业的绝对数与2007年的1388万相比也有约150万的差距。对于中国而言,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自2012年起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4年正式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愈发增大,这表现为2015年初制造业PMI回落至49.8%[1],多年来首次低于荣枯线,制造业出现萎缩,制造业就业人数已经达到瓶颈。

  在中美制造业就业出现波动的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也在逆转。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压力,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的十年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高达30%[2]。但进入 2015 年,人民币转为面临贬值压力,自“811”汇改至今,人民币已经历三轮较大幅度的贬值。因此,对于在经贸领域合作和竞争关系并存的中美两国,人民币汇率会对其制造业就业和工资产生怎样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能否拯救美国制造业就业?行业特征在中美制造业行业间就业水平和工资回报的差异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在中美汇率争端持续发酵以及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国内外形势下,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汇率变动对就业和工资影响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直接研究汇率对就业和工资影响的文献非常丰富。Nucci和Pozzolo(2010)利用意大利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进口渗透率较高的行业,汇率贬值对就业和工资的正向冲击明显。Auer和Schoenle(2012)基于美国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美元贬值会对本国企业的工资产生正向影响。毛日昇(2013)、戴觅等(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0%将导致中国工业行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下降2.6-3.9%和0.12%。徐建炜和戴觅(2016)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1%将导致员工工资下降1%。

  在汇率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传导机制方面,相关文献也较为丰富。Mishra和Spilimbergo(2011)基于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比较低的国家,其工资对汇率的弹性更大。Firat(2010)通过分析土耳其的就业数据,得出汇率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为产品出口、原材料进口和资产负债比。姜波克(2006)提出了“汇率杠杆论”,认为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总需求效应,资本替代劳动效应和资本带动劳动效应。张德远(2008)、盛斌和牛蕊(2009)研究了中国的就业情况,得出汇率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是资源配置、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

  在汇率对就业和工资影响的研究日趋成熟的同时,不少学者开始探讨行业特征在行业间就业和工资水平差异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Freeman和Medoff(1984)的集体谈判和租金分享模型表明,工人与厂商的利润分享谈判结果能改变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Dickens和Katz(1986)、Creedy 和 Dixon(1998)、Demurger等(2006)的研究则认为,行业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所有制垄断、经济性垄断和整体的经营性质是造成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的重要因素。罗楚亮和李实(2007)、严兵(2014)探讨了中国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的成因,发现行业的垄断因素、人力资本存量和资本密集度等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刘长庚和张松彪(2015)、聂海峰和岳希明(2016)的研究则表明,一系列垄断因素是造成中国工业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

  现有文献较少对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也较少考察行业特征在汇率影响就业和工资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鉴于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构建对中美经济均适用的劳动力市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出汇率影响均衡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的传导机制。其次,以中美制造业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人民币汇率通过传导机制对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对两国情况进行比较。最后,考察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具有不同行业特征的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探讨行业特征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如何减少以人民币汇率为焦点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并对如何提升中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水平以及如何防止行业间就业水平和工资回报差异的不断扩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Campa和Goldberg(2001)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对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均适用的劳动力市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汇率变动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传导机制。

  假设一国经济内某行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代表性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为:国内

  从表2可以看出:通过净出口份额传导机制,人民币汇率会对大部分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就业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服装业、家具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就业弹性较显著,人民币贬值1%能拉动其就业增长0.1013%、0.0912%和0.0856%;虽然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就业弹性为负,但弹性值也较显著,人民币升值1%能推动其就业上升0.0845%、0.0712%和0.0563%。对于美国而言,人民币汇率主要会给行业就业带来负向影响,除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就业弹性较显著,人民币升值1%能促进其就业增长0.0556%和0.0463%之外,其他行业的弹性值均不显著。

  通过传导机制,人民币汇率主要会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工资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家具制造业和服装业的工资弹性较显著,人民币贬值1%能拉动其工资增长0.0524%和0.0491%。对于美国而言,人民币汇率主要会对行业工资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力均不显著。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会对美国细分行业的就业和工资产生显著影响。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政府就在“人民币汇率退出盯住单一美元,实施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道路上做着各种努力。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的决议生效,这意味着在未来中国政府须履行相关义务,让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由于SDR是由合理比重的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组成的,而欧元、英镑和日元的走势一般与美元相反,这意味着如果人民币汇率以SDR为锚,不仅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也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由此可见,人民币加入SDR是退出盯住单一美元的有利契机,随着人民币与美元的“部分脱钩”,在未来人民币汇率通过传导机制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会更加微弱。

  通过对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分类可知[1],中国就业弹性为正的12个行业包括9个劳动密集型行业:1,8,3,4,5,6,7,12和20,而上述后7个行业正是净出口指数为正的全部行业[2],因而中国就业弹性为正的行业以进行出口生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对美国而言,就业弹性为正的6个行业包括5个劳动密集型行业:3,4,5,6和12,这5个行业净出口指数均为负[3],并占该种行业的大部分(净出口指数为负的行业共有8个),因此美国就业弹性为正的行业以主要依靠进口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然而,中国就业弹性为负的8个行业全部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10,11,14,15,16,17,18和19,这8个行业的净出口指数均为负,并占该种行业的绝大部分,因而中国就业弹性为负的行业以主要依靠进口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对于美国而言,就业弹性为负的14个行业包括12个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1,2,13,14,18,19,20,9,11,14,16和17,而上述前7个行业的净出口指数均为正,并占该种行业的绝大部分,因此美国就业弹性为负的行业以进行出口生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

  由上述分析可知,人民币升值主要会拉动美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增长。这可能是由于,美元兑人民币贬值能使美国企业在中美贸易中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推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而根据上述分析,美国制造业以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的增加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该行业的就业增长。一直以来,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涉及许多领域,但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却很有限,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如果未来美国能逐步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如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等的出口限制,不仅能为本国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能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缓解两国的贸易摩擦。因此,无论是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丧失还是由中美贸易逆差引起的中美贸易摩擦,都不应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

  根据上文的分析还可知,人民币贬值能拉动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增长,升值则主要有利于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水平上升。这意味着当人民币升值时,能适应高技术化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力所占比重较大,这将有利于制造业向全球产业链中的高技术环节攀升,从而有利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这反过来又会促使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而保证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因此,在人民币贬值期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企业应抓住机会增加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人民币升值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更要加快自身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应对汇率冲击的能力,实现人民币升值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从而保障国内制造业就业水平的稳定增长。

  行业特征是行业结构在某一时期的基本属性,能够反应一个行业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其中,盈利特征用成本费用利润率(%)衡量;增长特征用人均资本量增长率(%)衡量;技术特征用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来描述,这2个指标分别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和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衡量;竞争特征用经济性垄断程度、所有制垄断程度和经营活动的性质来描述,这3个指标分别用行业内单位开业年均增长率(%)、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比重(%)和非经营性单位就业人数比重(%)衡量;工会特征用加入工会的就业人数比重(%)衡量。计算中国30个和美国21个细分行业的上述8个指标所需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和2008年的《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1年中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美国制造业统计年鉴》、USCB和USBLS。

  由于中美细分行业的各项指标值每年均发生变化,笔者很难通过选取分位点的分类方法对行业进行分类,因此采用如下分类方法:如果某个行业的行业特征指标在每一年的数值均大于(均小于)该指标在相应年份的均值,该行业就属于按照该指标进行分类的高(低)层次的行业;剩余的行业属于中等层次的行业。但对于行业内单位开业年均增长率这一行业特征指标而言,数值越小意味着行业的经济性垄断程度越高,所以细分行业按照该指标进行分类的方法与上述方法恰好相反。根据上述方法,本文将中国30个和美国21个细分行业按照上述8个指标分别分为高、中、低3类,形成24个新的行业,分类结果见表3:

  [1] 本文以制造业资本—劳动比总体均值作为细分行业的分类标准。当某一行业的资本—劳动比低于总体均值时,该行业被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否则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然后将选取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与联合国SITC Rev.3的标准进行比照,从中再分离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12]。

  [2] 据笔者统计可知,对于中国而言,净出口指数为正的行业有7个(行业代码:3,4,5,6,7,12,20),为负的行业有11个(1,2赛马会彩开奖直播现场,10,11,13,14,15,16,17,18,19),为零的行业有2个(8,9)。

  [3] 据笔者统计可知,对于美国而言,净出口指数为正的行业有8个(1,2,12,13,15,18,19,20),为负的行业也有8个(3,4,5,6,7,10,11,14),为零的行业有4个(8,9,16,17)。

  从表4可以看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工资的拉动作用随着行业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增大,说明知识含量较高的行业比较低的行业工资增长更快,美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因此,技术特征可能是造成中美制造业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制造业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不断提升,有利于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又会对行业工资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这体现在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行业的工资增长快于其他行业。对于美国而言,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使得上述两类人员的数量有余,但流动性不足,配比缺乏合理性,从而导致行业内这两类人员的过于集中反而不利于行业工资的整体增长。

  人民币贬值对中美行业工资的推动作用随着行业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的提高而增大,说明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比较低的行业工资增长水平更高。因此,竞争特征可能会对中美制造业行业间工资水平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自产权改革以来各种所有制行业逐步兴起,导致中美高利润行业中的国有垄断力量逐渐减弱,由经济性垄断造成的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逐步显现。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垄断行业目前仍集中在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这些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比重较高的行业比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要高的多,说明非市场性的垄断力量仍不可忽视,由所有制垄断造成的高工资现象依然存在。

  人民币贬值对中国行业就业的拉动作用随着行业内非经营性单位就业人数比重的提高而增大,说明非经营性单位就业人数比重较高的行业比较低的行业就业增长更快,因而经营活动的性质可能是造成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可能的原因在于,国内的非经营性单位目前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等行业,这些单位的招聘制度有别于经营性部门主要依据经营状况制定人事招聘的基本原则。由于上述行业以行政和事业单位为主,其劳动力市场一直受到政府的保护,使其自身固有的封闭性在短期内不易消除。因此,政府对行业就业的影响不仅能够通过“国有控股”的方式实现,还会通过各级行政和事业单位等非市场力量来发挥作用。

  人民币贬值对美国行业就业和工资的拉动作用随着行业加入工会的就业人数比重的提高而增大,说明工会人员比重较高的行业比较低的行业就业和工资增长更快,因而工会特征会对美国制造业行业间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中国而言,相应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弹性则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美国一些行业具有较高的经济和非经济性垄断利润,这些利润的分配能依靠工会来实现;对于低利润行业的职工,其就业和工资权益可以通过工会得到维护,工会在劳动力雇佣和工资分配方面的作用能得到有效发挥。而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几乎不存在加薪、罢工等劳资关系问题;新兴所有制行业的工会制度刚起步,工会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导致中国工会的集体谈判职能远未成熟。

  本文的研究表明:(1)人民币贬值能拉动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升值则能促进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水平上升,因而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2)对美国而言,人民币汇率通过传导机制对交通运输设备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就业的负向影响较显著,对其他行业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因而其就业的丧失不应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3)经营活动的性质和工会特征分别是造成中美制造业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则能对中美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

  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今后美国解决制造业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国内经济发展的环节进行突破,如加快劳动力结构调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等,而不应一味的指责人民币汇率。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应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制定公开透明的汇率政策,做好汇率的预期管理,并实现汇率的长期稳定。制造业企业应把握好汇率调整的步伐,使贸易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模式,实现人民币升值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确保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稳定增长。第二,我国以非经营性单位为主的制造业行业须加快人事招聘制度的改革,使其内部人事分配更加符合效率原则,避免与市场竞争部门的就业增长严重脱节。同时,我国还须在经济性垄断行业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反垄断立法和实施,并加快产权改革进程,解决由于垄断利润导致的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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